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全球残疾成年人识字率低至3%，其中，残疾妇女识字率仅有1%。残疾人是世界最大的少数群体，数量多达10亿，占全球人口的15%。因此，社会必须充分接纳残疾人，首要之务就是让残疾人也能平等地接受优质教育。
然而，高等教育中残疾学生、学者和研究人员仍然比例很低，他们是校园中最边缘、最弱势和最受排斥的群体。他们难以获得无障碍学习设施，遭受各种形式的羞辱和歧视，面临行使权利的种种障碍。全纳教育不仅对残疾学生、学者和研究人员很重要，对他们所处的社会也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反对歧视，促进社会多样性和参与度。?
在残疾与高等教育访谈系列中，联合国学术影响强调了残疾知识分子对学术界的贡献，并探讨了如何建立真正具有包容性的学习环境。本文讨论了识别、认可和包容隐性残疾和智力残疾的重要性，以及这对学生的教育和生活的影响。
?“但你看起来并不残疾”，“你的手和眼睛都功能正常，你身体健康，为什么要找借口不完成工作？” 这些只是针对奥拉多因·伊多武的评论的几个例子，她是一名患有读写障碍的年轻人，这种学习障碍使她在阅读、写作和理解方面存在困难，但由于不容易看出，所以往往得不到承认。
奥拉多因21岁，是尼日利亚奥孙州的救世主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她也是神经多元化学习的倡导者和“非洲一词读写障碍基金会”的创始人，该基金会是一个专注于建立神经多元化学习障碍意识的民间社会组织。奥拉多因说，她的残疾使她取得了一些她迄今为止最珍贵的成就。
?“每个孩子第一次上学都心怀好奇和希望，” 奥拉多因说，她回忆起自己刚开始上学时，尚未被诊断出学习障碍的经历。“当你进入那个空间，你就会意识到自己在挣扎，你没有达到同龄人的水平。这开始摧毁你的信心。” 她一直知道自己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她心想：“多因，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然而，她向周围包括医生在内的成年人提出对于这种 “不同” 的问题时，却往往因为缺乏理解而被人不当回事。
在她的整个中小学教育中，由于没有被诊断出学习障碍，奥拉多因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这使她无法达到预期水平。她的每门课都要请无数位家教，一学年一向如此，甚至假期也不例外。有几次她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还受到了老师的惩罚。然而，这些针对表象的方法对促进她的学习没有什么作用。为了“熬过学校”，奥拉多因不得不找到一些技巧，让她可以不用真正理解学习内容，而是通过死记硬背课程内容来通过学校的考试。通过这种方式，她才得以完成中等教育。
然而，奥拉多因该上大学时，她发现很难完成国际大学入学要求的课程作业，因为这些课程作业是以理解和应用为基础的，死记硬背“已经不能应付了”。在艰难地通过标准化大学入学考试后，奥拉多因被一所大学录取，但不久后就退学了，原因是她之前所依赖的学习方式最终还是不符合高等教育的要求。
由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残疾，也没有人根据她的需要提供任何支持，奥拉多因暂时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开始从事室内设计。她的决定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他们本身就是学者，认为成功完成高等教育是通向富有成效和充实生活的唯一可行之路。虽然她知道自己喜欢设计，但想到同龄人都在顺利接受高等教育，而她却在走另一条路时，她还是觉得缺憾。
?“我是傻子吗？” 一天，奥拉多因在她的网络浏览器中输入了这个问题。转瞬间，互联网上迅速呈现给她大量的备忘录、名言和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打动了她，让她终于揪出了长期以来未能发现的嫌疑犯——读写障碍。“生平第一次，我觉得终于有人理解我了，就好像我把这些年的感受告诉了作者，作者把它写出来了。” 她描述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奥拉多因投入研究读写障碍和其他学习障碍。她发现学习障碍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非洲却鲜为人知，也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于是她决定成为神经多样性学习障碍的倡导者。“我意识到，由于我的学习困难没有诊断出来，且没有适当的支持，这险些葬送了我的前途和生活。想到其他人会因此而前途渺茫——这驱动了我、让我沮丧，也让我继续前进。”??
为了打破对神经多样性问题的沉默，奥拉多因创建了“非洲一词读写障碍基金会”，该组织旨在提高人们对神经多样性学习障碍的认识并为其提供支持。运行四年以来，这个组织举办了许多活动来教育民众，建立对读写障碍和其他学习障碍的认识。例如，该组织每月都会举办 “读写障碍部落” 活动，针对读写障碍者建立月度支持小组、提供心理治疗。该组织还出版了一本教师准备指南，培训教师更好地满足有学习障碍的学生的需求。由于大多数捐助者更愿意资助专注于身体伤残的组织，创建之初，该组织在争取财政支持方面面临挑战；尽管如此，该组织依然成功增加了尼日利亚对于学习障碍的讨论，奥拉多因为此深感自豪。“令人激动的是，现在人们谈论读写障碍，有读写障碍的人也不羞于承认自己有读写障碍。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成就。” 奥拉多因想让人们知道一个关键事实：即使他们有学习障碍，也可以有所成就。为了实践她所宣扬的东西、让别人相信他们的能力，她在失学两年后回到大学攻读心理学学士学位。
奥拉多因指出，大家都比较了解读写障碍在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学习上的困难，但 “我们往往忘记了读写障碍对读写障碍者、他们的父母、照顾者和老师造成的心理影响”。根据她的亲身经历，这样的残疾很容易导致自我怀疑、自卑和抑郁，而这些心理影响 “不会消失”。通过学习心理学，她学会了 “先把人看成个体，再看他们有什么（残疾）”，这对她通过“非洲一词读写障碍基金会”设计和实施解决方案有很大帮助。
奥拉多因指出，尼日利亚学习障碍者面临的较大挑战在于制度，“教育政策、课程、设计方式”。她说，谋求实现教育改革的过程就像“旋转木马——有时你以为必须从顶层开始做，但你意识到其实需要从基层做起”，反之亦然。她还解释说，当政府官员不愿意调整课程结构时，你得决定与教师合作。通过培训，他们会对读写障碍有更多了解，并知道如何用适当的方式教学生。然而，教师们可能不愿意应用这些方法，因为他们要确保学生准备充分、能够通过政府举办的考试，而政府的考试并不包容学习障碍。她现身说法，说：“我已经用我理解的方式学习了，但我只能放弃这种学习方式，转而使用一种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教育系统的设计方式正在影响我们（教育组织）能产生多大的作用。”??
奥拉多因建议更新课程和政策，以满足时代的变化和学生的需求。“这些改变不应该由那些多年一直制定课程和政策的人来做，” 而是由知识精深、紧随时代的人来做，他们 “了解残疾、知道什么是能够实现的”。她还呼吁各国政府促进与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为教师提供充分和全面的培训，帮助他们成为有特殊学习需求学生的优秀教育者。
奥拉多因希望，未来学习障碍学生的机会不受限制，未来“（教育）系统允许读写障碍者的存在，允许他们以其能够理解的方式，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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